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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情缘 ——记我与马纪樵夫人的友情（二）没齿难忘的“马老师”很荣幸，这样一个人成为我的第一个法国朋友，也是我的第一个法语老师，并且是没齿难忘的老师。 马纪樵夫人从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使馆教授法语，人们都称呼她为“马老师”，因为这个称呼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显得极为亲切；另外十分简洁。尽管马纪樵是她先生的姓，而在我们这些学生这里，她先生却被我们随她称为“马先生”。 我很幸运，从来到法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开始，80岁高龄的马老师就把我请到家里单独上课。尽管我后来又有多位法语老师，然而只有跟马纪樵夫人的师生关系延续到今天，“课”也上到今天，并且我是唯一被她邀请到家里单独辅导的学生。因此我跟马老师的关系早已远不仅是“师生情谊”，而是一种深厚的“友情”——“中法友情”或者“忘年交情”。 马老师是1998－2003年期间前任大使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女士的专职法语教师。施燕华曾是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翻译，并曾担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她跟吴大使来到法国后，马老师成为她的法语教师。至今，她还经常跟我谈起与施燕华女士的来往，每次吴大使和施燕华来巴黎，如有时间都会邀请马老师夫妇见上一面。每每听马老师讲起他们之间的故事，我都会感到格外荣幸，因为自己因为马老师居然能跟这样高水平的人成为“同门”。 马老师对我的帮助是令我没齿难忘的，因为她对我跟施燕华一样是一对一的“教”与“学”，不同的是我是在她的家中。尽管由于我的学习和工作原因学习教学总是断断续续进行的，算下来至今却已有四年多了。我和马老师之间有太多的美好记忆。 记得一开始我们就相处得很好，来法国三个月后，我去Sorbonne上语言班，由于跳了一级，时间不合适，我不再能上她在使馆的课程。她则主动跟我提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我家里，我帮助你学习索邦的课程。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听说法国人不随便请人到家中的；同时我也感到不好意思，因为马老师毕竟80多岁高龄了，一周两次亲自开车来上课本来就很累了。然而老人很认真，绝对不是开玩笑，她说她喜欢我对待学习的态度，因此愿意帮助同样认真的我。于是我就同意了，但仍心怀忐忑，惟恐因为我影响她的身体。 索邦毕业后，后来由于做论文的缘故，我中止了一段时间的法语学习。然而这期间由于在法国找到了一位跟我相同专业的老师，他让我到他的课上听课，因此我又将法语捡了起来。然而课程是面向法国学生的，非常难，我当时词汇量还很少，课程又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委实感到很辛苦。虽然不去马老师家了，我当时时常给她打电话问候一下，她问到了我上课的情况，又再次邀请我到她家中，以便帮助我。就这样，我们的“交情”越来越深。 回国论文答辩结束后，我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在法国科研中心（CNRS）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我所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提高管理效果和效率，幸运的是，我间接参与了法国兴业银行的一个培训项目，并跟他们建立了开展我的研究课题的合作关系。然而调研咨询全部都是正常语速的法语，尽管我与法国人的基本交流和沟通没有问题，然而要理解全部并且是细节则相当有难度，于是我就把与采访对话录下来，回来自己听，用电脑打下来，写成记录报告（Compte Rendu）。这次马老师又再次向我伸出了帮助之手，让我到她家里帮我一起听录音，写报告。 后来访问学者结束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享受法国的文化和艺术，了解法国社会；另外我们搬了家，离她住的地方很远，去一趟十分不易，因此我们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开始她觉得很纳闷儿，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她希望我能够继续把我的研究工作做完，她愿意帮助我。后来我向她作了解释，并且跟她讲，我更想利用这段时间了解法国的文学、艺术和历史等。 今年5月份我开始驾车了，她的家便显得没有那么远了，我很想念她，就开车到Issy-les-moulineaux去看她。她也很想念我，见到我不知道有多高兴。我们聊了很多，她发现我的法语又有很多进步，尤其是口语，便提出如果我愿意，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她鼓励我用法语写东西，她帮我改。就这样，我开始了时常驾车去看她的历程，直到2007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本来已经邻近圣诞节，我说我不能再来打扰她了，我们一月份再见面。然而她在我们惯常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又给我发邮件，说她没有事，欢迎我来。她经常这样推掉别的事情预留出跟我见面的时间。因为她知道我快离开法国了，她舍不得，她想跟我再多见几面，她喜欢我们之间的真诚交流。我也舍不得她，我也想多见她几面，然而我也很矛盾，因为我不想影响她和家人的生活，另外“老人家”毕竟85岁高龄，我深怕她因为我而过度劳累。 马老师于我特殊的“师生情谊”将令我没齿难忘。 永远的情缘 ——记我与马纪樵夫人的友情（一）中法友谊的见证人这位马纪樵夫人可不是一般人，她是中法友谊的发展者和见证人。马纪樵夫人出生于1922年，超过85岁了，四年多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已80岁高龄。 1952年，马纪樵先生与其他热爱中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法中友协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Franco-Chinoises)，这个协会迄今已有五十五年历史；当时马纪樵夫人是法国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1959年，马纪樵夫妇作为援华专家携女儿去了中国，在外交学院教授法语。他们在那个东西方对立的年代，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搭建了中法友谊的桥梁，促进了中法交流。 他们经历了中国严酷的三年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期间，中苏断交，一夜之间，几乎所有苏联援华专家都撤回了。同时，中共和法共交恶，法方以各种理由召回专家，许多法国援华专家听从国内指示离开了中国，然而，只有马纪樵夫妇拒绝了回国指令，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与中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4年，他们在北京见证了震动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那就是第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中法建交。 1965年从中国回到法国之后，马纪樵夫人没有回到法国科研中心，而是全身投入到法中友协联合会的工作，成为协会秘书长；马纪樵先生则历任协会副主席、主席。 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他们每年几乎都要去中国3、4次，经常是陪同代表团。90年代以后，由于年龄越来越大，来往中国的频率才少了很多。他们最后一次去中国，也许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就是2005年——马纪樵先生作为代表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国家“友谊奖”。那一年马纪樵先生87岁，马纪樵夫人83岁。 吴仪副总理给他们颁奖，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很幸运，合影的时候，马纪樵先生刚好被安排在温总理身旁，而相濡以沫的马纪樵夫人就在马纪樵先生身后（如图一所示）。荣幸地是，他们从北京回来后，是我将这张珍贵的大北照相馆的大合影照片扫描进了计算机。另外还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老人家从北京载誉归来，我是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迎接他们的不多的几个人员之一（图二）。 马纪樵夫妇对中法友谊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友谊将载入中法史册。
永远的情缘 ——记我与马纪樵夫人的友情(序)永远的情缘 ——记我与马纪樵夫人的友情序 来法国四年多了，快走了，很想记录下一些难忘的事情。在巴黎认识了很多法国朋友，但交情最深的还是我到法国所认识的第一个法国人——艾莲娜·马纪樵夫人（Madame Hélène Marchisio）。四年了，也许我已经成为对她最了解的中国人。马纪樵夫人与我的“交情”及她的人格魅力，我将终生难忘，永远感怀，并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法国友人的点点滴滴。 圣诞节夜晚完成临摹德加《熨衣女》
终于在圣诞节的晚上完成了这幅名画的临摹，配上后面的框，看上去还真有些像模像样！
“十五的月亮”——巴黎圣母院的圣诞夜2007年12月25日
巴黎圣母院的圣诞月夜之美 黄宁燕
圣诞夜出门，尽管巴黎的街面上依然像往年一样冷清，然而远处的夜空却挂着一轮明月，圆得像中秋似的，月光洒在清冷的城市上空，倒给这个夜晚增加了一层温馨。 路上我自言自语说，莫非今天刚好是“十五”？打开手机上的日历一看，——果然不差，2007年12月24日正是农历十一月十五。 我们从朋友家吃了圣诞夜饭出来时都快午夜了，赶到我的法国老师推荐的有好听音乐的Saint Eustace教堂，却没想到它早早就结束关门了，并没有我期待的午夜弥撒。我们随即去往那不远处 “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最后一次在巴黎领略天主教徒们如何在教堂度过这个最盛大的宗教节日。 在离圣母院不远处停了一些警察的执勤车，看来这里依然是“整个法国”在圣诞夜“人气最旺”的地方，因为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空空荡荡的，就像中国的除夕夜。 有些人往我们的方向走来。我想坏了，白来了，可能连这里的午夜弥撒都已经结束了，因为此时已经午夜12点半。然而走到教堂前的广场，却发现在广场花坛的两侧还排着两条长长的队伍，每隔10分钟左右两边栏杆打开，轮流放一批人进入教堂。真是有进有出，可见今天的人确实格外多，必须严格控制教堂内的人数才能维持秩序。 天气很冷，我的脚已经开始感到冰凉，所以根本没有耐心排队进教堂，于是开始拍照片，因为不想白白地走掉。然而，拍照过程中，我们身旁的那条队伍动了，我们就顺势随着人流进入了教堂，栏杆又刚好在我们身后的几个人后面挡死了。——好幸运！ 今年巴黎圣母院有很多改进，在两边的柱廊处处设置了很多屏幕，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弥撒的进程。教堂里人确实很多，人们摩肩接踵。还好，我们赶上了午夜弥撒最后20分钟左右的程序。 来教堂我最喜欢的就是听圣歌。身著兰袍的合唱团位于圣母院弥撒台的后方，他们都是青少年，唱的圣歌很好听，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身边那些真正信教人的吟唱。我之所以称他们“真正信教”，是因为眼神，这些人往往眼望耶稣受难像，饱含深情，声音格外美丽，从精神上让人感到与其他人不同。 有一个程序我也很喜欢，那就是让每个人拥抱和亲吻了周围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这样做就是要倡导们对所有人都要友爱，不管你是否认识，这也许就是西方的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最后一个程序是闻“圣香”，“尝”“圣体”。“圣香”是主管教士拿着点着的“香钵”围着教堂转一圈，让“香烟”弥漫整个教堂，我想也许代表着让耶稣的思想包围着普通人；“圣体”实际上是一种小薄饼，教士们手中拿着坛钵，走到人群当中，信教的人排队走上前，双手接过一片小小的薄饼，放入口中，那就代表耶稣的身体。有时教士让人张开嘴，直接把“耶稣的身体”放入人的口中，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被教堂的仪式活动和宗教气氛深深感染。最后唱诗班都离去了，大家才从教堂里涌出，有些人嘴里还轻轻哼唱着最后一曲“圣歌”，沉浸在教堂音乐营造的“圣洁”情绪当中。我则仰头望了望天空。 啊！那轮“十五的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刚好处在月光照耀下的洁白的圣母院教堂两个塔顶上方。明月如此皎洁，照耀得教堂也十分皎洁，加上自身的白色装饰光，通体洁白。我喜欢洁白和淡雅，此时的巴黎圣母院似乎显得比我所看的任何时候都美丽和圣洁。 圣诞夜碰上农历十五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今天可巧我在这一天来到圣母院，在圣诞的午夜弥撒之后，看到了似乎被十五的月光所漂过的圣母院。此时，在耳际未绝的教堂音乐的余音中，我似乎领悟到，现在我面前的圣母院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我曾无数次在这座教堂前面经过，更有无数的人每天在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教堂前面留影，然而，也许像我一样，第一次发现巴黎圣母院是在“十五的月光”下才是最美丽的。 雨果的一本小说，使巴黎圣母院走出宗教世界，几乎让全世界家喻户晓。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关于于丹与中国哲学思想传播的文章，谈到宗教的传播手段，尽管我不信教，然而每次在教堂听到那些圣歌都会受到感染，如果我能够听懂歌词则可能受到的感染更多。宗教就是靠这些贴近人的载体来传播它的思想，感染人，影响人并影响世界，教堂本身也是一个基本载体。 十五的月亮使这个世界都碰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午夜弥撒的音乐，净化了人的心灵，使人的内心也变得单纯和洁白。也许正是因为此，从教堂走出来的人看这个世界都会觉得比平常洁白美丽。我，尽管不信教，然而也受到了感染，圣诞夜的气氛和“十五的月亮”让我在今天看到了自己眼中最美丽和最迷人的巴黎圣母院··· 记录临摹德加《熨衣女》作画过程
临摹印象派大师莫奈名画技法：印象派画临摹 Monet,《Le Bassin aux Nymphéas, Pont Japonais》 材料：油画颜料 完成时间：2007年12月17日 青山绿水情谊长
Inondation à Port-Marly 完成稿
Inondation à Port-Marly 原画照片 穿和服的日本模特
作客“巴黎名人”——“山东大嫂”和“山东大哥”家2007年2月25日星期日正月初八
使馆2007年新春招待会上，遇到了刚认识不久的两位“巴黎名人”——“山东大嫂”和“山东大哥”。 尽管相识时间并不长，然而我们却似乎“一见如故”，特别有缘，他们盛情邀请我们春节期间到他们的家中作客。于是我们欣然受邀，正月初八来到“大哥”和“大嫂”位于巴黎拉丁区的“蜗居”，与另外两位学者客人畅谈中法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十分愉快与尽兴，也使我们由“缘份”转为“亲近”。
我之所以称他们是“山东大嫂”和“山东大哥”，并是“巴黎名人”，原因很有趣，听我细细道来。
这两位都是我的山东老乡，但不是因此我这样称呼他们的原因。“大哥”叫徐广存，是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的退休教授，“大嫂”叫秦兰英，人们都称她为“兰英”。兰英比“大哥”整整小20岁，与“大哥”在巴黎结婚前一直生活在自山东农村，由于条件艰苦，没有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认识。然而，兰英是一位奇女子，1978年来到法国后凭着自己过人的毅力，征服了两门语言，一个是法语，另一个是自己的母语——汉语。
写《茶壶》、《那五》等小说的邓友梅先生专门来到他们家，写了一篇报道，叫做《兰英——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这篇报道出自哪一年我不知道，不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这样国内知道巴黎有一位来自山东农村叫做兰英的大嫂，因此兰英出名了，“巴黎的山东大嫂”成了她的代名词，比他在巴黎任大学教授的丈夫徐广存先生名气还要大。
有一年他们回山东老家，在济南的宾馆里坐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一直盯着兰英看，最后迟疑地说，你是不是就是巴黎的那个“山东大嫂”兰英，他们根本没想到在国内会被人认出来，兰英点了点头；小姑娘又盯了一下徐先生，想说他的名字似乎又说不上来，徐先生看出来了，他很幽默地说：“我就是那个山东大哥呀”。这就是“山东大哥”的由来。
这是徐先生亲自给我讲的故事，我笑得前仰后合。身为教授的汉学家徐先生甘愿给自己来自农村的妻子做陪衬，并不失“山东式”的幽默。
说到他们是巴黎的“名人”，这可一点也没有夸张。
兰英有名，除了邓友梅先生的文章以及接踵而来的一些新闻报道之外，还因为她凭借自己的力量，2000年5月27日获得了巴黎市政府颁发的“良母奖”。记得我跟兰英第一次见面时，朋友曾称她为“英雄的母亲”。她在克服双重语言障碍的同时，先后哺育了四个子女：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我见了这四个孩子，都长得非常漂亮，两个进了法国的精英学校（Grande Ecole），一个在大学，最小的女儿还在读高中。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家庭状况非常艰难，借住在巴黎塞纳河边一位著名学者家的公寓的阁楼上，兰英凭着她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勤奋，与大学者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并跟大学者学习法语，因此她的法语一开始就是地道的、标准的。虽然只依靠徐先生微薄的教学收入，而兰英和四个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困苦，他们一直过得很愉快。孩子们从小没穿过外面买的衣服，所有的衣服，有时候还有鞋，都是兰英一手制作的。那些衣服结实、耐穿，而且美观。兰英向我展示了他们孩子10来岁时的照片，每个穿着同样的套装，上面还绣着花，精神抖擞，漂亮极了。除了自己虽“含辛”但并不“茹苦”地哺育孩子，兰英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在一个捐助中国教育事业的协会担任骨干。由于这些让法国人都感动的“事迹”，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中国母亲，在旅居巴黎的华人中首个获得了由巴黎市政府颁发的“良母奖”。
徐先生也有名，当然首先是他的博学，他是巴黎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法教书40年，他的法国弟子早已满天下；其次在于他的为人与魅力。徐先生朋友甚多，许多著名学者甚至是中国驻法国使馆的外交官都是他的好朋友。
中国第一个徒步穿越南极，前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就跟他是好朋友，每次来巴黎必然到徐先生家小坐，品一下兰英烧制的“山东小菜”，与徐先生海阔天空一番。虽是“蜗居”，对这位中国著名的冰川学者来讲，似乎这里才是巴黎让他最感到温暖和惬意的地方。
他熟悉中国驻法国使馆的数任大使，连兰英都对这些大使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徐先生是使馆活动常常被邀请的嘉宾，在某些座谈会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徐先生往往“敢言”、“直言”，曾在关键时刻抛出“掷地有声”的荐言，避免了历史性错误的发生。
徐先生的名气连前外交部长李肇星都仰慕已久。大家知道李肇星部长是山东人，是外交家兼诗人。他访问巴黎时，曾两次跟使馆提出要到徐先生家小坐聊聊，而第二次才如愿。第一次使馆提出要求时，徐先生觉得家里地方太小，孩子又多，拒绝了李部长的来访，则是自己到李部长下榻的宾馆去看望了部长；而李部长感到不如意，第二次访问巴黎，又提出要到“老乡”家中“畅谈”，徐先生没有办法，于是在家里接待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外交家。我很荣幸，此时就坐在李部长坐过的地方，听徐先生讲着这段“佳话”。
凑巧的是，我们来徐先生和兰英家作客的这一天，也正好是他们家老二伯强24岁的本命年生日。于是兰英将2000年全家给小强过生日的照片拿给我看。我把照片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却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照片上和现实中有一件同样的东西，就是我面前的桌子，而照片上桌布的花纹和我面前桌布的花纹完美衔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今天刚好七年中，照片上所展示的与现实中的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桌布的颜色都没有变化。
然而，岁月不停地流淌着，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的变化。这张桌子是狭小客厅里唯一像样些的家具，这个家里几乎所有的大事小事都是围绕着这张桌子进行的：七年中，照片中的脸庞稚嫩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个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法国最好的预科高中之一“Henri IV”，除了老四还在那里之外，又一个一个地从那里走出来，进入了法国的精英学校或大学。然而这些变化在我眼前的这块花纹桌布和这张照片前都消失了，仅看这张桌子这个家庭七年中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
因为这张桌子代表了这个家庭虽经历岁月而永不改变的一些东西：父母的爱、家庭的稳定、兰英的质朴以及徐先生的博学。这些是支持这个家庭存在和发展的基石，这些从来没有改变过，就像那块美丽的颜色都未改变的塑料桌布。同样的桌子，同样的桌布，同样的摆设，目睹了孩子们的成长，倾听着往来“鸿儒”们的谈笑风生···
徐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孩子们长大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问到他们要找什么样的妻子是，他们的回答竟然一致都是：找妈妈这样的！巴黎的花花世界居然没有影响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一群孩子的审美观，妈妈这样的是最美的和最好的。——也许这就是质朴的魅力，“山东大嫂”的魅力！ （本文构思于2007年3月，完成于2007年12月） 幸福像花儿一样我的花儿在我的画里盛开着
像不像？ 我画板上的“金雉”台子上这只鸟是老师的哥哥上星期天在森林里打到的，贡献给我们写生了。
令我惊奇的是，法国居然还能猎到并且如此漂亮的飞鸟，可见其生态保护还是“过关”的。
而此前这鸟我从未见过，也不知如何称呼，在此权且称之为“雉鸡”吧，好像法文叫“faisan doré”（直译是“金雉”）。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
看！我画得怎么样？ 虽尚未画完，但已经有模有样了。
还喜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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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莫以为是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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