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您好!
    我是薛军。今晚最后和您拥抱的时候，我几乎快落泪了。是因为在这一年的师生岁月中，您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而我，却没能以更好的成绩感谢老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使得我总不好意思和您更多地交谈。自从有了您的博客后，我只要上网就会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文章，因为在那里，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都能让我感受到生活和艺术的美。
    黄老师，没有您的督促和勉励我真的坚持不到最后。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实在不多，再加之孩子国内的功课都由我来教，常常是不能专心细致的学下去，时间久了就没勇气再去面对您。我知道一切都不能成为学习不好的理由，其实真正要向您学习的是热情向上，契而不舍的精神。
    我想，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会永远记住您这位好老师。谢谢您！真诚地感谢您！

 

黄宁燕老师，你好！

 

自从10月份法语班开课后一直从师于你，你是我们的恩师，俗语有一字之师，更何况你教我们学习法语三个多月了，使我们在巴黎的生活丰富多彩了许多，方便了许多，随意了许多，所以再次由衷地说声：谢谢！

 

望你回国后，生活也多姿多彩，保重身体，容颜常在，笑口常开。你回国后也许我们还会继续联系，自从我上了你的课后，就曾经想过做一档在法国生活的节目，构思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在国外的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告诉他们在国外生活的人也有酸甜苦辣，而且更多的是聊寂。有时间我们可以细聊。

 

另，我已在博客上看到了你的风采，照片构图很新颖，我很欣赏，看了后觉得你文笔流畅，对艺术的感觉也很有悟性，值得我很好学习。有机会一定好好聊聊。

 

再见！   

 

李若然

 

 

 

 

 

我所知道的黄宁燕老师

 

初到巴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枯燥，缺少朋友。按计划只待一年，从没有好好考虑如何度过。刚好使馆开办法语初级班，听说任教的是位年轻漂亮的黄老师，还是位博士。教课完全是她分外之事，且分文不取。因此决定报名参加，一方面为了求知，一方面为了好奇。

 

两个月下来，黄老师用自编的教材，教会了我们不少实用法语。虽然对一门语言来说，我们所学到的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但用处很大。起初并非特别认真，听了一两节课后，发现可即学即用，立竿见影，因此大大激发了我对法语学习的兴趣。与此同时也被黄老师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上法语课给我在巴黎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黄老师不单单教法语，还结合教学内容尽量传授一些知识，言简意赅，生动有趣。巴黎复杂的道路交通令人最感头疼。可学理科出身的黄老师，讲解起来简单明了。例如巴黎的大环路分内环外环，不同于北京的二环三环。为什么塞纳河有左岸右岸，而不是我们惯称的河东河西。巴黎老城区也有很多门，是否类似于北京的城门， 还有写在路牌上的历史故事等等···令我们获益匪浅。

 

法语班结业了，黄老师也要回国了。 在昨天的结业式上学员们纷纷表达了对黄老师的依依惜别之情。谁能想到，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黄老师，四年前初到法国，也是从ABC开始。黄老师多才多艺生活充实。她喜绘画，其作品颇有些法国印象派的风格。她爱写作，美丽的文字常见于法国的报端。她活泼随和，利用小小的课堂，使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年龄不同，学养不同，职业不同的人聚到一去，共享学习和生活的乐趣。从黄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法语，还认识到，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要珍惜机会，热爱生活。

 

祝黄老师回到北京，回到她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王君亮

2008.1.11

结语

离开中国久了，很想回去了。

今天，在即将离开法国之际，我特别记录下我跟马纪樵夫人的特殊的“缘”，也记录下这位法国老人跟在中国的和在法国的中国人的不解情缘。

我和马老师的缘，不仅是四年多时间的缘，也将是永远的缘，也是中国和在法国的不解情缘···

“一家之首”

马老师的“小家”不大，一家四口，两个女儿。然而广义的“大家”则了不得，因为马老师是老大，她有7个弟弟妹妹（一个妹妹，六个弟弟），每个弟弟妹妹都有儿女，加起来了不得了。2007年5月份，他们的“大家”在布列塔尼的Quimpé城旁边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一共78个成员到场，但即使这样，人也没有完全到齐。

所以，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家庭”，而“一家之长”便是辈份最长一代的“老大”——我的马老师。 

而这个“大家庭”并且是一个“和谐大家庭”。马老师常常跟我谈到她的“大家庭”的成员，以及他们的一些家庭活动。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交往十分频繁。每年夏天，家庭成员总要相约到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一个乡间租住一种叫gîte的房屋，那里可以做饭，只须自带床上用品，从他们年轻时就开始了，几十年从未间断过。马老师还多次给我看过他们“大家庭”聚会的照片。

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之间还常常通过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组织一些别有特色的活动。如2005年马老师从中国回来后，被他弟弟所任职的某个城市的协会邀请去，为协会成员做了一次小型的“中国见闻报告会暨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真有意思！

如此密切的亲戚间往来我想在法国家庭里可能是不常见的，之所以能持续下去，大家都有热情参加，我猜很大程度上来自“老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最近一次见面马老师告诉我，圣诞节她在意大利的女儿不能来巴黎了，因为她女儿要做“奶奶”了，我说，那您岂不就是“重奶奶”了，也该祝贺您！

相濡以沫

马老师在荣誉面前非常“大度”，与马先生之间在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马老师的身体虽有些胖，却没有什么大的身体上的毛病，至多偶感风寒，或者腿部偶尔隐痛。从2003年到现在我没有看出她有什么变化，一点儿也没有见老，我想这跟她健康的生活心态以及跟马先生之间相濡以沫的大半生生活密切相关。

马老师脾气的确好，四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什么情绪大起大落之时，更别说着急上火生气了。当我惊异并称赞她对待什么都平平和和时，她说她就是这样，如果事情来了，坦然面对就好了。我问马先生是不是跟他一样，她说马先生还好，但有时候也会发急，但她从来不会那样，为什么要急。因此生活当中还是马老师让马先生的时候多。

马先生是一个痴迷工作的人。我跟他们交往这么久，每次到他们家中，几乎永远看到马先生在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里伏案工作，写他的书。2005年87岁高龄的他用法文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铁路历史的书，里面涉及了很多光绪时代的资料，而且是文言文的，他给我看过他查的字典，说是“小字典”，抱过来却是个“大部头”，所谓“小”是相对于其他更大的字典。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其实马老师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协助工作。能够将这样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是老先生的梦想，由于他们夫妇与吴建民和施燕华的良好关系，施燕华女士在中国为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目前他们正在跟翻译者协同工作，使这本书早日能够让中国读者目睹。

然而马先生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跟外界打交道很腼腆。我跟他们夫妇这么熟，早就看出丈夫对她各方面的依赖。我经常给马老师打电话，偶尔的情况下是马先生接电话，没说两句话他就会马上转给马老师。我以为是我的法语不好，结果他跟法语“流利得一塌糊涂”的使馆科技处的王公参打电话也是这样，说不到两句话就没的说了，赶快求救于自己的妻子。

马老师在家的时候，马先生很少接电话，无论是谁来电话，他都会喊“Hélène”。我在他们家时偶尔会碰上来电话，马老师跟我在说话，就让马先生先接，居然说不了两句，他就要叫马老师，马老师接了电话后有时会跟我解释谁来的电话，通常是他们的女儿或亲戚——哈哈！看来他们也比我的情况 “好”不了多少，家里的“大局”都是要马老师来“定夺”的。

这个家里对外打交道似乎从来都是一个“女主角”，另一个“男配角”。我们请马老师夫妇吃饭，从头到尾几乎都是马老师在讲，马先生“唧唧咕咕”的，只是对马老师的话题进行侧面补充。即使是当年马先生获得中国国家友谊奖，使馆官方请他们吃饭也是一样。我想他们跟吴大使和施燕华相处时时也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从年轻时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一“主”一“配”，并无不“适”，相得益彰，尽显“马纪樵式”的家庭和谐。

尽管痴迷工作的马先生不善言谈，但也很可爱。他很少走出他的工作室，但有一天例外，他主动走进了我们所在的小屋，很高兴地冲马老师说了一句：“C’est fait! （做好了）”我问什么“做好了”？马老师跟我解释说，晚上他们的一位侄子夫妇要来家里作客，马先生下午负责做晚上的蛋糕，这是他炫耀做蛋糕成功了。看着马先生孩子般的“天真”笑容，这位年近90岁还在潜心写书的“老学究”在自己相濡以沫的贤惠妻子面前真是有其独特可爱的一面。

中国情谊

作为法国援华专家，马先生和马老师一起在外交学院教书6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去北京领奖期间，他们的都已成“爷爷奶奶辈”的学生们与老师相聚，这些人早已是中国大学法语教学骨干或院系领导，或已经退休。他们共叙1959-1965年那段难忘的时光，也包括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虽然艰苦，马纪樵夫妇却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与中国人民共度难关。所有援华专家都被安排在北京友谊宾馆，中苏断交，他们吃饭时发现，一夜之间，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撤回了；中共和法共也交恶，法国也以各种理由召回专家，但马纪樵夫妇拒绝了法国国内的指令，成为四个法国专家家庭中唯一留下来的。

自然灾害开始后，他们不知道国家经济发生了困难，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但后来，他们间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主动要求搬出了友谊宾馆。他们不想搞“特殊化”，他们住到外交学院教工宿舍，跟中国老师一样同吃同住，同患难，并真正了解到当时中国严峻的经济状况。

“细皮嫩肉”的法国人没有被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压倒，也没有北京冬季的严寒打垮，“同风雨，共患难”之后，他们更爱中国了。

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4年，法国作为第一个西方大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没有像马老师夫妇这样的友谊使者的桥梁作用，也许两国建交不会这么快。

他们对中国的“爱”持续到今天，从他们第一次跨上中国土地的接近50年之后。他们的爱还体现在与众多中国朋友结下的真诚情谊上。

虽然身在法国，马老师的中国朋友还真的很多，至少在我认识的法国人中是最多的。虽出门不多，马老师邮件却很多，这说明她为人的真诚及独特的个人魅力感染着很多人跟他保持长久联系。她所交的朋友有个特点，就是长久。比如都已经离开法国4年半之多的施燕华女士，原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公参、现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侯湘华女士，原科技处公参夫人白新盛女士等等。

她跟人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但品味长久。

高尚、博爱的法国人

我相信，四年多的交往，使我跟马老师早已不只是相识，而是相互之间深层次地了解。根据长久的观察，我敢说，这个老人是一个风格极为高尚并且博爱的法国人。

2005年，使馆帮助他们夫妇申请中国国家“友谊奖”，本来说两个人都可以申请，然而后来由于名额限制，这边只能向国内报一个人。我的老公负责他们的申报事宜，委托我跟马老师说一下这件事，然而当我只说到一半，她就明白了，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她就打断我说让她丈夫申请。实际上，他们二人对中法友谊所做出的贡献是相当的，尤其在法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中，身为秘书长的马老师所做的工作可能比她的丈夫还多，然而在荣誉面前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

我们见面的时间虽然相对固定，但是我们两人都由于偶尔“各种各样活动”，会推迟我们的“约会”。她会跟我解释受到羁绊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她有时要去帮助其他老年人。

通过她，我了解到在法国由于老人们一般不与子女们住在一起，一般社区都有一种老年互助组织，是老人们自愿结成的网络。老人们的身体不比年轻人，可能经常会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互助网中身体好的老人就会常常去生病的老人家里去协助处理一些事情。由于马老师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以及马老师会开车，所以往往是马老师去帮别的老人家，有时是开车载他们去医院看病。谈到这个话题时，她就会给我讲一些有关她的老人朋友的境况，并且满怀深情的说，那个老人一个人真的不容易，他／她需要我们帮助他／她。

马老师乐观并善良，喜欢看好的方面，她从来只谈别人的成绩和进步，从不说别人不好的地方。如果有什么她不理解的做法，她只会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而已。

马老师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同情社会弱者。记得早在法国大选展开之前，她就跟我提到Royal，她说这个人可以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讲得很简单，肯定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当时我还不知道法国政坛有这样一位女政治家。法国大选前后，我们谈论了很多有关总统选举的问题。她的社会责任感很强，珍视手中的投票权，她说每次选举她都会去投票，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马老师十分不同意萨科齐的政策，她认为社会应该宽容，帮助弱者，我看得出她有较强的左派倾向。2007年两轮总统选举投票，她都没有投给萨科齐，尽管她知道她所投的人获胜的机率不高，然而这是她的观点倾向。

萨科齐上台后，推出了以数字为目标的驱逐非法移民的做法，马老师十分不同意，认为缺乏人道，她举出好几例政府的错误做法。一个来在北非的清洁工，在法国10年了，一直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住房，干着法国人不愿干的工作，勤劳守法，结果却和家人一起遭到了驱逐，她觉得十分不合理。法国交通大罢工，她也认为是政府的做法不对，没有尊重以前和这些部门职工订立的合同。

尽管85岁高龄，马老师仍然非常自立，从不麻烦别人，这从她一直自己开车去使馆9号馆址上课就可以看出。她将车一般停在离使馆较远的Issy市政府广场的后面，因为“那边的车位好找”，但停车后走路还要5、6分钟。2006年使馆办公部门搬走后，9号的地下车库空出来，我曾建议她停到车库里，免得走路了，尤其碰到下雨天不方便，然而她说“不要不要，这样挺好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的“马老太太”！

知识广博，与时俱进

在法国，人们很注重知识的广博，除了专业，他们很注重在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修养。如果用法语讲，马老师就是一个Très Cultivée（很有文化素养）的人。一个人可能会很了解某个方面，而马老师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似乎是很全面的，至少对于我现在对法国的知识了解而言。

作为外国人，周末节假日我们经常去参观一些法国的城堡或博物馆，无论是在使馆的课上还是在她家里，我们跟她往往都会谈谈自己最近经历的事，然而几乎无论谈到什么地方，她似乎都了解，没有不知道的，常常附带讲给我们一些其他的信息，头脑之清醒，令我辈“汗颜”，人家毕竟85岁了。这个“博士老太太”的脑容量还真是不一般，难怪“施大使”喜欢她。

我今年有一段时间对法国文学很感兴趣，于是给她拿去我正在“学习”的一本综述法国文学历史的书，我们挨个儿谈论那些15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大师，令我吃惊的是，马老师几乎对所有的作家都能说出个一二来，有的则相当得熟悉。如果换成我，让我谈中国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则相形逊色不知多少，能说出几个来就不错了。

她认为，希腊神话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语言、文化和艺术基础，人们张口就会说出一个缘于希腊神话故事的习惯表达来，就像我们的成语故事，如果不了解出处，整个一段话都会不知所云。因此她多次建议我学习希腊神话故事，并把最常用的习语编写成计算机文件，还借书给我看。每每看到它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惟有“感动”二字表达我的心情。

由于正要去希腊旅行，我开始阅读她给我推荐的材料，对她介绍的那些希腊神话故事感兴趣了。我真是要感谢她，尤其近期到卢浮宫再次参观之后。看了那些书，再看西方的雕塑绘画，尤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确有全新的感受——因为以前只是在欣赏这些艺术的“形”之美，现在开始了解其“内容”之美了。

不仅如此，她对时事也非常关心。见面时我有时会跟她谈谈我知道的法国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刚刚发生的新闻，我提到的是我刚刚从报纸或新闻广播中得来，似乎她都已经知道。我对她赞叹道：“Vous êtes vraiment bien au courant !（您真是消息灵通啊！）”她则轻松地说，这很正常啊。我知道她每天起得很早，坚持早起听广播新闻，每天看报纸，她的桌上经常放着法国知识份子比较钟爱的《世界报》和其他刊物。对于80多岁的老人，这样关心时事新闻，与时俱进，在中国还确实不多见哩；而马老师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健康的八旬老人

然而，虽说她“高龄”，“高龄”的马老师却没有一点儿“高龄”的表现。作为这个年纪，马老师的健康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她至今还是每星期为使馆家属上两次课，而每次都是她亲自驾车到位于Issy市政府旁边的中国使馆院9号馆址上课，尽管开车仅有5-10分钟，然而也很麻烦，因为那一带斜坡路较多，使馆门口停车位非常难找，她通常将车停在市政府广场的后面，从停车的地方走到上课地点还要5、6分钟。可是她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除非天气格外恶劣和她生病的时候，即使今天都“85岁高龄”了。

这样的年纪，她居然耳也不聋，眼也不花，记忆力还惊人。她从来没有像一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那样，经常要求别人说话声音大一些；在课堂上，所有人都只需要用正常声音大小讲话，她听得清清楚楚。她戴眼镜，然而并不是老花眼镜，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她向老花眼一样摘下眼镜；她有时跟我一起看报纸或刊物上的小体字，字还不是在正面方向，但从来没有说要把字凑得很近来看。她常常跟我谈起以前和最近的学生，我从未发现她把人和事搞乱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太早以前的中国学生的名字会想不起来，因为中国人的姓名对她还是有困难。

她的头脑极为清醒，接受新事物也很快。80多岁的老人上网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即使是在法国也不是普遍的，而马老师则早就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因特网，接收邮件，上网查东西。我跟她的许多交流就经常是直接通过网络的。

2005年二老获得中国国家友谊奖，那一年马老师83岁，马先生则已经87岁，小女儿陪他们去北京领奖，这次旅行对他们的健康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当时都很担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土地，这次旅行对他们意义非常，他们十分兴奋。在北京，二老得到总理亲自接见，几天内参加了众多的活动，最后顺顺利利回来了，我们去机场迎接他们凯旋而归，他们说一路连小感冒都没有发生。至今我还经常回顾那天在机场留下的照片，两位老人面色红润，手持鲜花，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样“健康”的一个人居然只有一个肾。她的身体曾出现过多次问题，而且是历经风雨，并非一帆风顺。上学期间，她曾因生了一场大病耽误过学业；大约15年前，她被发现患了乳腺癌，然而她奇迹般地好了；90年代中期，她突发肾炎，割掉了了一个肾，然而她的身体却未受影响，运转很好。

马老师也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很好，并以此为骄傲。也许正是她良好的心态战胜了所有的病魔，给了她一个健康的晚年。